宗教与科学真的冲突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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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和科学的良性互动、对谈，是认识自然界和上帝最理想的方法。
”文 | 陈文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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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古以来，宗教与科学两大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中世纪以前的欧洲，宗教和神学凌驾于科学之上，成为众学科之首，深深影响着科学的方法。例如，当时有很多人认为，星体的运动是由天使或神明推动造成的。他们在既定的宗教观的影响下，认为天上的定律和地上的定律是两大不同的范畴。故此，早期的自然律，与宗教、神学密不可分。
启蒙运动以后，情况有了180度的转变。科学开始逐渐脱离宗教、神学的无形之手，独立地发展。生物学的进化论、地质学的发现等，都在挑战创造神学的立场，力压宗教和神学向“现代科学”低头，迫其重新检视自身对圣经或宗教经典的诠释。
与此同时，基督教的基要主义拥护者，继续坚持圣经的字面描述才是最正确和符合历史事实的。坚持上帝用了6日创造天地，而且创造事件距今只不过数千年。这一派的代表，包括创世研究学会（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）。
另一批创造论者则致力推广“智慧设计论”，认为自然主义未能圆满解释一些进化现象（例如“不可简约的复杂性”），这些现象显示，有一位设计者创造了生命。这一派的主要代表，有比希（Behe）和邓布斯基（Dembski）。
在另一边厢，捍卫自然主义的人则主动出击，大肆抨击有神论的科学乃伪科学，旗帜鲜明地主张，无神论乃现代科学的唯一代表。其中道金斯（Dawkins）可算最有名的代表。
纵观历史，宗教和科学由中古时期的联盟，发展到了今天看似敌对的状态。其实，真正对抗的，是有神论与无神论两大阵型中的基要主义者或极右主义分子。在学术界中，宗教与科学其实并不抵触，双方具有很多非对抗模式，包括对话和整合。近代科学的发现，与有神论和无神论都兼容（注1）。
本文将探讨近代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对谈，及其近代的发展。本文中的“宗教”是指有神论的宗教，而“科学”则只包括自然科学（生物、化学及物理等）。
其实，科学与宗教是对大自然的不同进路的理解而已。前者强调认识自然定律和法则，后者则要了解生命和世界的源头、终结以及目的。两者并非一定要各行各路，其实可以互相沟通、彼此补足（注2）。
大致上来说，科学的方法论可从“理性主义”和“经验主义”两种进路出发。前者强调逻辑推论和理性的重要性，后者则主张经验是首先的，理性只是分析经验的工具而已。
这两种进路，与宗教和神学的进路几乎一样，只是研究的对象不一样。无论是教父时期，还是中世纪和宗教改革，理性都是神学不可或缺的方法。例如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）的“五项论证”，透过理性，推论出上帝存在与大自然的存在具有一致性。同样，经验也是宗教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。故此，宗教也可以以相同的方法论，进到科学的体系中，产生互动。
×实证与证伪
“维也纳学派”（Vienna Circle）提出“逻辑实证主义”，强调任何科学理论必须有实证基础，例如从实验结果观测、推论或归纳出来的定理，才是真正的科学定理。这对宗教参与科学造成了一定的挑战，因为宗教是不能被实证的。“宗教与科学属于不同范畴，科学无须理会宗教”，这种思潮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对谈造成了障碍。
其实逻辑实证主义也有局限性。有些理论中存在的东西，未必能实际观测到，例如黑洞就无法用肉眼或仪器直接观测，只可从间接数据推断其存在。故此，波普尔（Karl Popper）从另一个进路出发，提出“科学证伪”（falsification）的观念，主张任何科学理论必须具有被证伪的能力。简而言之，所有科学理论都应具有预测能力，一旦预测结果与观测吻合，该理论便能够成为有效科学理论；若预测与观测结果不一致，该理论便应该被取缔。也就是说，一种科学理论必须具有预测和被证伪的能力，否则便是“伪科学”（波普尔认为，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皆可称为伪科学）。
×并非唯一标准
这种思潮大大地扼杀了宗教参与科学的讨论。当中最令人瞩目的讨论，莫过于“智慧设计论”的出现。智慧设计论可算是科学创造论的另一版本，其立论建基于生命的复杂性上。运动的拥护者认为，生命存在极多的、现有生物学未能解释的现象，包括“不可简约的复杂性”（irreducible complexity）。例如血凝固过程的连锁反应，牵涉多种凝血因子的复杂运作，缺一不可。这些因子不能单独运作，自然进化无法一次性产生众多因子。
邓布斯基则从数学方面指出，一些复杂的自然演化出现的或然率，如果低于某些特定的数字，可解释为设计事件。故此，智慧设计论的提倡者强调生命具有复杂性，唯一的解释就是有超越人类的智慧生命（可能是上帝或外星人）存在，才能设计出这些复杂生命（注3）。
智慧设计论带来了“智慧设计运动”——美国公立学校因为“政教分离”的宪法原则，不能在学校教授创造论，所以一些宗教人士将科学创造论包装成具有科学元素的智慧设计论，希望藉此与进化论看齐，一同在学校内教授。
可惜，这个运动很快被法庭宣判了“死刑”，法庭裁定智慧设计论不属科学理论（注4）。其实，一般的科学家都不会视智慧设计论为科学理论，主流的意见认为，它属于伪科学理论，同时也超出了自然科学的领域。
具体来说，科学界认为它首先没有被证伪的能力（没有预测的能力），只有解释能力。这理论只是在进化论的缺失中钻空位。一旦这缺失被填补，该理论的支持者仍可以找到进化论的另一些缺失来作出解释，故此智慧设计论不可能被证伪。
然而，有不少智慧设计论者认为，智慧设计论不是完全没有预测能力，至少它能预测生物应该拥有更多未知的不可简约的复杂性。当科学家对生物了解更多后，可以证明此论题成立或不成立，因此智慧设计论仍是可被证伪的。而且，智慧设计论也可作为“鉴证科学”（Forensic Science），去判断设计者存在的可信性。因此，能否证伪，并非是科学的唯一判准。
事实上，证伪主义的确并非科学界的金科玉律。最有名的质疑，便是杜恩（Pierre Duhem）和蒯因（V. W. O. Quine）提出的“杜恩－蒯恩论题”（Duhem-Quine Thesis）。该理论指出，观测结果与理论预期不合，不一定代表理论出错，可以是观测出错，或观测器具不准确等。而最大问题是，是人无法知道，究竟是理论出错，还是观测出错。所以，即使科学理论被证伪，也不等同要放弃这一理论（注5）。
×过于急进
出现“智慧设计运动”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
库恩（Thomas S. Kuhn）提出了“范式转移”（Paradigm shift）理论。他指出科学理论的变革并非连续性的，而是革命性的。举例来说，由地心说到日心说，由牛顿物理学到相对论，都是革命性的跳跃，涉及世界观和方法的转变。
这种转变虽然是革命性的，但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——当旧有范式与观测到的数据产生不吻合，该范式便会产生危机，新的范式会随时出现。在转换过程中，新旧范式会同时存在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话。不过，库恩认为，新旧范式的对话，牵涉到不同的用语、世界观，彼此间较难沟通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若新范式的支持者越来越多，便会开始取代旧有的范式，范式转移就逐步完成。
智慧设计论者希望取代进化论，成为新的范式，皆因他们认为进化论存在着很大的漏洞，包括化石缺环（missing links）等问题。而且，自然进化过程未能解释一些不可简约的复杂性。可惜，他们没有成功。
原因是，当代科学是以自然主义作为重心，所有超自然、宗教、鬼神学说，通通不能走进科学的殿堂之内。吉伦（Thomas Gieryn）认为，科学界本身具有足够的内在权威划定界限，剔除不属于“科学范畴”的东西。这是科学界内约定俗成的共识，不容易打破。在自然主义风气的盛行之下，任何超自然的东西根本无法在科学界立足。这种自然主义科学的霸权，是窒碍宗教与科学对谈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科学哲学家傅勒（Steve Fuller）指出，智慧设计论并非一无是处，只是智慧设计论者太急进，企图走进科学界占一席位，甚至与目前的科学权威“进化论”分庭抗礼。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。如果智慧设计论能以“宗教为主、科学为次”的方式，即以上帝创造、管理等理论为核心，再配以科学语言的论述，以类近自然神学的方式与科学对话，反而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。
换言之，宗教与科学的对话，不一定要以科学为平台。以两种学科对谈的形式，反而更能消除科学家的戒心，愿意对话，寻求一些一致性。当然，科学界也应该放下绝对自然主义的核心信念，承认宗教也是探求真理的方法。
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，其精妙之处在于它有高度的解释能力。它解释的对象，是自然界本身。例如牛顿物理学能够解释物体的运动规律，甚至预测物体的运动轨迹。
不过，科学的解释能力并非自足的，是建基于一定的假设或公理之上。举例来说，“相对论”建基于两大假设——运动的相对性原理，和光速不变定律。虽然无法完全证明这两个假设，但建基于这两个假设，我们推论出来的结果与观测吻合，所以我们相信“相对论”的真实性。
科学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假设是成立的，充其量只能证明这假设符合一些观测结果。可见，科学定律能够解释某些自然界现象，却无法解释自然界规律的由来，或是否具有目的性或指向性。
阿奎那指出，大自然的运动存在着因果关系。每一个果都有因，而这个因又有一个更基本的因。只要不断将这些因推演下去，总会有第一因的出现。根据他的说法，这第一因就是上帝。
这种观点，与“自然神论”相类似。“自然神论”认为，任何事物的运动都可由物理定律解释，但物理定律的出现却是上帝的杰作。上帝的工作是创造物质和定律，之后的工作则交付自然定律运作，上帝什么都不干了。
这种理论可算是宗教与科学的有机结合，广受当时的科学家所接受，包括牛顿。
不过，自然神论太强调自然定律的运作，忽视上帝对世界的护理，受到了神学家的猛烈批评。虽然如此，这种观念继续延续，并演变成“自然神学”的进路。自然神学相信，人可透过认识自然界去认识上帝，故此自然神学可以作为桥梁，将自然科学与神学进行一定程度的结合。
近代神学重申特殊启示的重要性，即神学应主要从上帝的启示（如圣经）认识上帝，而绝非从自然界。但无可否认，由阿奎那到自然神学的发展，不约而同地展示出科学与宗教结合的可能性进路，以及神学在科学领域中可以发挥的功用。
例如宗教的角色，不一定要走进科学界中，以科学的方法参与解释，应从科学以外的范围，提供一定的解释，以弥补科学方法本质上的不足。就如宗教解释了最基本的因，做到了科学做不到的工作。
近年来，宗教可参与的大致上有以下3方面：1. 自然界源头的解释。2. “微调宇宙”（fine-tuned universe）的解释。3. 生物复杂性的解释。
阿奎那认为，第一因就是上帝，但这种观点备受批评。苏格徒（Duns Scotus）和威廉（William of Ockham）认为，如果宇宙的年龄是无限的，那么就不会有时间的起始，更谈不上有第一因的存在。
近代天文学的发展，为解答宇宙年龄，带来了曙光。上世纪20年代，科学家哈勃发现，几乎所有星系都有红移现象，即星系在向远处移动。换言之，宇宙是在膨胀中。然而“宇宙膨胀”不等于“宇宙年龄是有限的”，因为物理学定律容许宇宙膨胀后再收缩成一点，然后再膨胀、再收缩，周而复始。那么，时间仍可以是无限的。
不过，近代天文学对于宇宙微波背景幅射的分析，有不错的研究成果。科学家发现，宇宙物质的成分，并不会出现上述周而复始的膨胀、收缩。相反，宇宙只有一次膨胀，且至今仍在继续膨胀。
一次性的膨胀，意味着宇宙年龄是有限的。以现在的数据推算，现今宇宙年龄约为137亿年，即宇宙在距今137亿年前，由一点开始膨胀（称为“宇宙大爆炸”），至今不停。
若宇宙是有限的，其起源便成为有趣的问题。对此，宗教的解释是很简单的——上帝创造﹗虽然许多科学家仍在努力建造一个没有起始点的宇宙模型，但至少迄今，宗教在此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。
上世纪中叶，不少科学家注意到，人类的存在相当偶然。
自然界存在着4种基本力：重力、强作用力、弱作用力和电磁力。这些力的大小，由各自的基本常数主宰着。这些常数，对宇宙的演化、元素的诞生等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科学界发现，若要有生命存在，这些数值的容许范围极度狭小——只要其中一个常数有少许的偏差（1-2%），生命都不会诞生！这称为微调宇宙论。
下表简述了4种基本力的常数如何影响宇宙的演化和生命的形成。
稍大一点 | 稍小一点 | |
重力常数 | 恒星过快燃烧完毕，不利生命长时间的演化 | 恒星和行星不能形成 |
强作用力常数 | 宇宙的氢气会转化成氦气，恒星的寿命会缩短，不利生命长时间的演化 | 宇宙只会有氢元素，无法产生碳等生命必需之元素 |
弱作用力常数 | 超新星不能喷出构成生命所需的一些元素 | 宇宙早期不可能有氢形成，无法形成恒星 |
电磁力常数 | 星体的热度不足以使行星温暖，生命难以存在 | 恒星过快燃烧完毕，不利生命长时间的演化 |
根据“人择原理”（Anthropic principle），由于人类已经存在，故此我们见到的基本常数,必定是能够演化成生命的那些数值。但为什么这么巧呢？
站在宗教的立场来说，是上帝刻意赋予了这些数值，让人类可以出现。亦即，人类的出现是上帝刻意安排的。科学界则仍然希望找到自然的原因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假说，是“暴涨理论”（Inflation Theory）。暴涨理论指出，在宇宙极早期，存在着一些量子场，这些场可以令宇宙在短时间内暴涨。此理论加上弦论，便能够推论出“多重宇宙观”，即自然界中可以存在很多宇宙，每一个宇宙都能独立地演化。当中若有一个宇宙的基本常数值可以演化生命，生命就会诞生。人类生存的宇宙，恰巧就是这样一个拥有适当数值的宇宙。
然而，这套理论存在根本性的问题。首先，这套理论能解释所有自然现象，即，对于任何现象，这套理论都可以解释说，因为有无限个宇宙，总有一个可以出现这个现象……故此，这套理论具有无穷的解释能力。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原则，这套理论什么都能解释，因此不能被证伪，属于伪科学——这跟宗教以上帝解释所有事情一样，并不符合一般的科学原则。第二，这套理论的实证基础相当薄弱，迄今未有重要的观测数据能直接验证其真伪。因此，这理论未得到科学家的一致认同。
基于科学仍然处于努力的阶段，宗教有参与的空间，宗教与科学与之间可以建立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兼容性。
进化论中有很多问题未圆满解决，例如如何解释生命具有不可简化的复杂性、寒武纪大爆炸，和化石中的缺环问题。信仰宗教的人，认为这些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，因为只有上帝创造生命才能解释问题。不过，过早宣称科学的限制而忽略其贡献，未免急进，可能阻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讨论。
其实，宗教不应局限于讨论生命的复杂性这类较细致的问题，这只会令人觉得宗教是在填补科学理论的空隙，局限了上帝的角色。相反，宗教的参与，应该达到更大的范围。
例如，近代生物学发现，生命的进化具有会聚性（convergence），即：很多不同类型的生物进化路线，竟然进化出相类似的器官和特征，人称之为“稳定的岛屿”（islands of stability）。例如眼睛这个器官，不同的进化路径，经过长期的随机演化，最后竟可以会聚进化出最少9种不同类型的眼睛。
这使人不禁要问：生物进化的背后，是否有计划？一直以来，“进化”被认定是自然、随机的过程，现在我们不禁要问，进化是否有内在目的？
进化论建基于“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”的重大假设，而基因的变异属于随机，故此进化不应存在任何目的或一致性。但从进化的历史来看，生物的进化越来越复杂，而且不少具有会聚性的特征。进化过程是否具有目的，便成为近代生物学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对于神学家来说，答案是显然易见的：上帝带领了整个进化过程，所以进化具有方向和目的（这也是“神导进化论”的基本信念）。
从以上的讨论可见，宗教和科学具有很多可相遇处。宗教和科学并不一定冲突，相反，两者有很多对话空间，可以互相参与。
宗教的参与，并不等同于在科学发现中证明上帝的存在。宗教的角色在于，提供科学以外的解释能力，而非否定科学在其领域内的权威性。
科学则可以为现有的宗教和神学理论，提供一些材料。同样，科学也应该在科学以外的领域参与对话，以丰富对自然界的认识，并承认自己的限制，承认自然主义不是科学的唯一标准。
无可否认，在宗教和科学的互动中，宗教常常是被动的。宗教得要承认，自己今天对自然界的了解，远低于科学。有些科学的新发现，甚至显示了某些宗教传统解释的偏差。
然而，有一点宗教比科学优胜，就是宗教的立场永远都比科学坚定。例如上帝的存在和创造，是宗教不放弃的基本信念。故此，宗教深信，在自然界可以窥见到上帝的指纹，问题只是在哪里。而且宗教相信，更多的科学发现只会提供更多上帝存在的明证。
由此可见，宗教和科学的良性互动、对谈，是认识自然界和上帝最理想的方法。
注1. A.E.McGrath and J. C. McGrath, The Dawkins Delusion? （UK: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, 2007）.
注2. 例如神学家田立克（Paul Tillich）认为，神学与科学可以透过两者的关联性来理解，而神学的工作是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。
注3. 他们相信这位设计者是上帝，但对外不谈谁是设计者，以免智慧设计论具有宗教性质。
注4. 这就是轰动美国的“多佛案”。法庭经过40日的聆讯后，裁定智慧设计论具有宗教性质，如在校内教授违反美国宪法。
注5. 其中一个例子，是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入宇宙常数。他引入该常数，目的是要宇宙保持稳恒，不会膨胀和塌缩。后来哈勃发现，几乎所有星系都离我们而去，证明宇宙是不断在膨胀。爱恩斯坦得悉后，宣称自己犯下了重大的错误。然而，科学家在1998年发现宇宙加速膨胀，该常数再次被引入以解释此现象。故此，爱恩斯坦或许并未犯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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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心灵行走 与生命对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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